晨报首席记者 牛强 实习生 朱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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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人踏入久违的电影院观看了电影《万里归途》。截至记者发稿时，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统计，《万里归途》票房已经突破12亿元。
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也再次引发关注：2011年开春，位于北非的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控。暴徒们疯狂地袭击中国工地，驻利比亚中国企业停产。到2月，仍有3万多名中国人滞留利比亚。中国紧急调动海陆空三军前往利比亚开展撤侨行动。最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3万多名中国人分批次安全地撤离了利比亚。
新闻晨报记者联系到了一位当年利比亚撤侨事件的亲历者倪修龙，他是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的一名员工，酷爱摄影的他至今收藏着一千多张当年拍摄的利比亚撤侨过程中的照片。如今，这些照片也成为珍贵的史料。
10月3日，上海市静安区大悦城一家电影院刚结束一场《万里归途》的放映。52岁的倪修龙和身旁的观众一样，伴随王菲演唱的片尾曲《归途有风》的旋律，热泪盈眶地走出了影厅。但和现场观众有所不同的是，他正是电影《万里归途》的故事原型之一，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事件的亲历者。
看到自己的亲身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倪修龙的内心百感交集。他试着将现实与电影中的细节一一对照：沙漠中披星戴月地赶路、外交官从头到尾的协助、归国包机舷窗外浮现的喜马拉雅山脉……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但电影的篇幅毕竟有限，艺术化的加工也必不可少。《万里归途》所呈现出的利比亚撤侨故事，多少会有一些遗珠之憾。这样的遗憾也萦绕在倪修龙的心里。于是，他决定趁着电影的热度，把这个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宿舍被武装分子洗劫一空
故事从2010年讲起。彼时，从事建筑行业的倪修龙刚刚结束了位于卡塔尔多哈的工程项目，起身前往北非一个陌生的国度——利比亚。
刚走出机场的那一刻，倪修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下眼前呈现出的一切，荒凉便是他对这个国家的第一感受。
倪修龙工作的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坐落于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他告诉记者，在当地小商品批发市场里，60%以上的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得知倪修龙来自中国，就微笑着竖起大拇指点赞。就这样，倪修龙和他的三个侄子在利比亚顺利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2011年开春，利比亚内战爆发了。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班加西。2月中旬开始，倪修龙所在的公司雇佣的很多当地人已经不来上班了，街上偶尔传来零星的枪炮声。为了确保所有中国员工的安全，公司领导很快做出了紧急预案，要求加强工地防卫，提出“生命第一、财产第二”自保自救最高原则。具体包括：将工地上的钢筋、钢管、铁锹拿来作为临时武器，安排24小时轮流巡逻；把一些重要的工程文件、护照、现金等物品挖坑埋入地下；优先将年纪大的员工和女员工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派遣专人全程照顾身负工伤的员工等。
但当地局势还是变得越来越严峻。到了2月20日晚间，班加西已经完全被反政府组织所控制，陷入了无序状态，让倪修龙和同事最感到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武装分子破墙而入，开始洗劫公司。
“当地的武装分子来了有一百多人，但是我们有一千多名员工。我们与他们隔墙对峙。庆幸的是他们只是抢劫，没有攻击我们，子弹都射向了天空。”倪修龙坦言，当时他看上去还算镇定，但内心早已翻滚不已，毕竟他们面对的是真枪实弹。
倪修龙将一些不方便带走的贵重物品藏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里，随后和其他同事在单位领导的组织下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但宿舍还是被破墙而入的武装分子洗劫一空。“电视机、洗衣机、电脑、衣物等等都是他们抢劫的对象，但是老干妈、豆腐乳却完好无损，可能当地人吃不惯中国的食物吧。”
而最让倪修龙担心的是，当地的通信网络瘫痪了，就这样，他与大家都暂时和国内的亲人失联了。能否顺利从利比亚撤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与亲人们团聚？一系列问号在倪修龙的内心浮现。
“祖国没有忘记我们！”
暴徒袭击，通信瘫痪，恐惧和不安在人群中蔓延。这时，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的领导带着几个人，顶着震天的枪弹声走访了各个项目部门。领导反复地安抚着员工们的情绪：“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争取尽快安全撤离每一个人。大家尽管放心，一个都不会少！”
原本惊慌的人群突然有了主心骨，大家听完后一起高呼着：“祖国没有忘记我们！”“祖国万岁！”倪修龙回忆道：“当时现场每个人都非常地激动，就像寒冬里一股暖流涌过来了。”
利比亚大撤离即将拉开序幕。由于侨民人数众多，且侨民分布在不同区域，利比亚大撤离安排了海陆空三条路线。其中，陆路需要经过埃及。
2月25日，经过9个半小时跋涉800公里后，侨民们终于到达利比亚和埃及两国交界地带。当时，侨民队伍里面混进了50多名东南亚人。而且，由于撤离匆忙，到达埃及海关时，许多人的护照已经丢失，无法证明自己的国籍身份，难以通关。于是，领导急中生智与埃及大使馆及海关工作人员协商：中国人都会唱国歌，那么不妨让中国公民一边唱着国歌一边入关。
埃及方面同意之后，一个人立刻拿出了五星红旗，并将国旗高高举起。看到国旗，中建八局的队伍迅速聚拢过来。接着，中国公民们纷纷排成一列，昂首挺胸地在国歌声中过关了。由此，打通了一条从利比亚撤离到埃及的陆路生命线。
“护照就是回家的船票”
倪修龙走的是水路撤离路线。连日发生的暴乱使撤离任务变得越来越紧迫。2011年2月22日晚，倪修龙看见领导们彻夜不眠地四处奔走、开会，一个接一个地打着电话做着疏通工作。夹杂着混乱、疲惫和希望的漫长一夜终于过去了。
熹微晨光从窗户里透进来时，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了一张临时船票。船票上印着每个人的单位、编号、姓名、护照号码，还盖上了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的图章。
2月26日，4600名侨胞拿着这张来之不易的特殊船票，借助大货车和集装箱的帮助，前往班加西港口，坐上了“希腊精神号”和“奥林匹克冠军号”两艘邮轮。
病号、大龄和女性员工优先登上生命通道，其他人则自觉有序地排队。其中，外籍员工也能随着中国员工一同登船。接着，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侨民入住各自的房间，还将卫星电话借给侨民使用。恰逢雨季，邮轮被风浪托卷着，一路颠簸。疲于逃命的人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悬了一路的心，在邮轮里拿起电话，给亲朋好友们报平安，或哭或笑，激动不已。倪修龙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哥哥：“现在我们已经从利比亚向希腊撤离了。我的三个侄子都很好的，你们放心吧。”
倪修龙的嫂子听到消息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此前，倪修龙已经与家里人断联一个星期了。哥哥担心倪修龙和三个孩子，连着好几天没有上班。他联系不上倪修龙，就每天盯着电视，试图从媒体报道中挖掘关于亲人一星半点的线索，直到等来了远方的来电。
经过一夜的颠簸，邮轮载着侨胞经由地中海来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当时希腊正处于旅游淡季。中国驻外部门与希腊政府协商后，希腊政府启动了应急计划：克里特岛上数十家酒店紧急开业，酒店工作人员尽快采购物资，以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
倪修龙和其他工友入住了安排好的酒店，还分得大使馆提供的电话卡。这张电话卡，倪修龙保存至今。酒店里，许多电视频道仍然在播报着利比亚暴乱的最新情况，而刚刚从暴乱中逃生的人们已经可以坐在电视前闲谈休憩，仿佛不久前亲身经历的战火和枪声仅仅是一幕幕走马灯式的电视画面。接下来几天，倪修龙和工友们抛下几天几夜紧张的“包袱”，欣赏爱琴海周边的这个岛屿风光。
2月28日，人们坐上了飞回北京的包机。彼时，倪修龙最想尽快见到已经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他的随身物品并不多，其中有一部便于携带的卡片相机，一面每次出国必不可少的“五星红旗”，和撤侨过程中拍摄的一千多张照片。
约10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位山东籍的工友下飞机后，身体跪伏着，虔诚地在地上献上了一吻。“一个都不会少”的承诺得到兑现，3万多名中国人，经历了枪林弹雨和颠沛流离，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祖国强大了，到哪里都不怕！护照就是回家的船票。虽然我现在用新护照了，但是所有的护照我都保存着。”说这番话的时候，倪修龙的护照就摆在他的面前。
在倪修龙的桌面上，摆放着两本书《国家行动：利比亚大撤离》和《大撤离：中国建筑利比亚万人万里撤离纪实》，还有当年撤侨行动中使用的船票，以及一面折叠的五星红旗。
讲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倪修龙仍然沉浸回忆之中。他呆坐着，低头看着桌面，透过这些物品，思绪再次回到了当年：攥着照相机在战火声中一面撤离，一面记录；与三个侄子以及其他工友在混乱中守望相助；踏上万里归途后回到家中与想念已久的亲友相聚……
半个小时后，倪修龙起身，将国旗、船票、护照和书籍打包好，放置在专门的收纳箱中。这段往事，他还将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地重温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