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部《三叉戟》火爆荧屏，三个天命之年的老警察热血重燃的故事，成为剧集市场当仁不让的黑马。两年过去了，“大背头”“大棍子”和“大喷子”现在怎么样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最近，电视剧《三叉戟2》开机，陈建斌、董勇、郝平等原班人马悉数回归。但不同于前作的是，该剧并非根据小说改编而成，而是由原著作者吕铮原创故事，并和编剧沈嵘、熊语真一起编剧的新剧本。
20年，18本小说，两个电视剧剧本，一个电影剧本，还有许多词曲作品……作为一名在职警察，吕铮对创作有着绝对的自律与自觉。虽然，他往往要在下班后才能动笔构思，但他却说“没时间才是找借口”，创作是生活里的乐趣，都是“玩儿”。
在吕铮的身上，你能看到很多中国传统“说书人”的特点。一来，他喜欢那种以人物带动事件、再让事件衬托人物，并最终将所有枝枝蔓蔓回拢到主线的叙事方式。二来，他会通过一遍遍的讲述，打磨创意，复盘结构。比如准备故事大纲时，妻子和儿子往往是他的第一听众，同一个故事在他的讲述中，可能有许多种不同的新鲜展开。三者，他的故事就是从生活中来，每年，他至少和几十个同行聊天、采访，还会分门别类地整理素材，“我懂警察，聊三顿涮羊肉，可能比人家正儿八经采访一个星期都有内容”。
他显然也是善于融会贯通的创作者。2016年写完小说《三叉戟》之后，吕铮利用周末到中戏、中传等等院校“补课”编剧知识。现在，他说自己不再是那个“开黑车”的编剧，《三叉戟2》的故事就反反复复地酝酿了很久，所有的线索目录式地铺展开来，已经写满了长2米宽0.9米的大黑板。“我学会了，可以踏踏实实安全地上路了！”
警察写警察，到底有什么优势？50+的老警察又有什么魅力？刑侦剧走过这三四十年，创作者的反思与展望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聆听了吕铮的讲述——
《三叉戟》：写人，也写时代
《三叉戟》的起笔是在2016年，当时我还在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借调，写完《猎狐行动》停了一个月，突然间，想写三个人物，结果写得也非常快，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班回家就写，井喷一样地出来了。
这个故事的种子在我心里实际已经很久了。“三叉戟”三个人物，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最核心的三个警种——刑侦、经侦、预审。刑侦，如利剑冲锋陷阵；经侦，在没有硝烟的战场进行智慧的较量；预审，三尺审讯台就是他的战场。我写的时候都没有特别想案件要怎么写，就是想通过案件写这三个人的命运，拿警察当人写，把人物的情感作为主要的推动力。
我是从业23年的老警察了，案件对我来说反而是最好写的。“大背头”“大棍子”和“大喷子”首先是普通人，但他们一旦穿上制服就是可以办任何案子的警察。案件只不过是激发人物在特殊环境下的催化剂。在写作中，我是适当避免血腥暴力的，这不是我的长项，我也不想让孩子们沉浸于那种情境。
什么是挑战？写有意思人物。回过头看，这是我的尝试，也是坚持。
当然，在写《赎罪无门》《名提》《三叉戟》的时候，有些作家和编剧朋友就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能这么干，主人公年龄太大了，要这么写，你小说卖不出去，影视版权也没戏。到现在，他们说不好卖的、不建议我写的，恰恰都是影视化比较成功的作品。为什么？追根溯源就是以人物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学不就是这样？《水浒传》一条主线，衍生出不同人物，林冲带出鲁智深，鲁智深又带出了武松，以人带事，以事带人，通过事件或案件把几个人联系在一起形成化学反应，酝酿、催化出更大的戏剧情境。所以我一直不走以案件为中心的路子，而是以人物为主。
幸运的是《三叉戟》的影视化过程中，我找到了同路人，我们特别认真地按照这个想法创作。现在做续集，我也是有梦想和野心的：好多年都没出现以警察、以人物展开的三部曲，我希望第二部拍完以后，还能拍第三部。到这个系列最终完结时，陈建斌、董勇、郝平三位老师在戏里的形象可能也真是白发苍苍了，我想象他们向着国旗和警徽庄严敬礼，说“我们三叉戟退休了，我们无怨无悔”。
我还有另外一个野心，就是让《三叉戟》系列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就比如《三叉戟1》，背景案件是非法集资、P2P，到了第二部，我们写的是破小案、保民生，打击电信诈骗等系列犯罪团伙。我们在案件选取上，着力瞄准百姓身边的案件，让观众看了能感同身受，觉得是鲜活的、可信的，而不是缺乏时代背景的、悬浮的。这样做下去，我期待在《三叉戟》系列完结、观众再回看的时候，能唤起大家对这五年、这十年的时代记忆。那才是我们的成功。
所以创作时我们也做了特别多带引号的“无用功”，在细节上精益求精。作为职业警察，我有这个优势，所以在《三叉戟》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和导演、美术建立了专门的工作群。比如警号，省厅的警察和市局的警察警号的位数排序是不一样的。又比如反诈现场怎么处理、抓捕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我在做好文本工作同时，尽力在拍摄中还原真实。细节做好了，才能聚沙成塔，让观众进入情境，信服剧情，从而被人物感动。如果编剧自己都心虚，写出来的东西也经不住考验。我始终认为，一部好的涉案剧是有门槛的，你的认真程度就是对观众的尊重程度。将心比心才能换来好的口碑。
《三叉戟》播出以后，观众给我的反馈也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写小说，刚开始形成故事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两个听众，然后出版发行，可能有几万个读者，而电视剧是上千万的人在分享。他们的褒贬才是我看清自己创作优劣的镜子。他们的批评、意见，对我来说都是正面反馈，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作，让我能取长补短。
“种故事”：一颗种子可以养很多年
我第一次写老警察是《赎罪无门》，讲一个得了绝症的老警察在生命最后6个月，碰到了一个十年前的积案，他是要混吃等死还是把案子破了？是这么一个抉择。在那以前，我一直写自己经历过的案件，写比我实际年龄更小的年轻警察。现在想，也是一种偷懒。
当时我姥爷住在北京的肿瘤医院，我一有时间就陪他，就这么过了三年，亲眼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慢慢枯萎，看着医院里其他漂亮姑娘和四五岁的孩子被癌细胞折磨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赎罪无门》的故事就是这样来的。
那一年我30岁，还是一个在职场上要开始往前走的阶段，要写一个有点懈怠了、有点迷茫的警察，特别困难。这确实是我给自己设置的一个难题。于是我就找老警察们聊天，观察他们怎么说话，怎么看待生活。后来这本小说上了《当代》，是我第一次在文学重要刊物上刊登小说，它给了我巨大的激励，让我认识到写“让自己不舒服的题材”才能进步。
创作是逼出来的，如果写什么觉得舒服，那就意味着没有进步。《三叉戟》之后我完成度很高的作品是《三叉戟之纵横四海》，写“老三位”年轻时的故事。这等于又是一次推倒重来——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想着起范儿，想要纵横四海，但时代的大潮拍过来，淹没了每个人。那本书里每一个人物都和《三叉戟》重名，每一个又都不是后来的“三叉戟”。还有写《名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都是预审的故事，离间计、反间计、拍山镇虎、“挤牙膏”、“穿甲弹”……都用上了，招数都不一样。这都是植根于生活、来源于生活的，无法悬浮更偷不了懒，但下苦功夫做出来的文本才更值得留存。
而一年一部的产量是自我约束的结果，我需要不断积累，素材够了才能动笔。我每年进行大量的采访，保守估计有几十人吧，源源不断地聊天，听他们讲故事。公安英模、破案高手、刑侦专家，哪怕是个普通的片警也是素材的来源……你采访十个人和一百个人的结果显然不同，当你采访几百人的之后便能感觉到厚重，便能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看他们的生活和经历以及警察这个职业。我管这个叫 “开天眼”，现在我更致力于身在警察，但以旁观者的视角去写他们，让警察人物更充满人性。
《三叉戟》里“大棍子”徐国柱的台词“刑警就是开刀”，这是我和一个扫黑英雄聊天“激”出来的。他刚开始不愿意说，我就气他：我们经侦一个案件能为老百姓挽回上百亿的损失，你们行吗？他气得不行了，突然用45度角的眼神瞥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刑警？刑警就是最行的警察，刑警出马就是开刀。这两句话，比任何编剧冥思苦想攒出来的词都要鲜活。就像我师父以前告诉我，“干经侦永远别把人当人，别把事当是事”。我当时不理解，年龄增长后才突然懂了——不管碰到多大的人物，你都别束手束脚；不管遇到再弱的受害者，你也得好好保护他。事儿也是这样，再大的事，都别乱。
有了这些素材的滋养，我就有了不断发芽的创作种子。我一般先把种子栽到盆里，用两三年的时间同时养着四五盆花，放着它们慢慢长。每次采访完，我分门别类做记录，结构、台词、细节、故事，就这么往不同文件夹里扔。我现在在写的，就是十年前特别想写的故事，名字叫《大风暴》。这个故事攒了十年，我觉得如今的笔力够了，于是整理素材，发现竟然有17万字。
但也不能被素材所累。不是有句话吗？手中无剑但心中有剑。整理好素材之后，我会对着我的爱人、孩子讲故事，一讲就是40多分钟。用录音笔录下来，语音转文字每次都是1万多字大纲，同一个故事我换着思路讲四遍，突然之间，这个故事大纲劲道了。我觉得这就是创作的态度，你要花功夫构架的警察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是先有了冰面下的这座山，水面上露出来的那个角，才能让老百姓看了有一叶知秋的感觉。
影视观：误打误撞，然后与时俱进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个误打误撞进入影视圈的文学创作者。影视圈讲的规律，我不是特别操心，但我会反思，写的东西能不能让自己感动？写完一年以后我是不是还能夸夸其谈地跟人说，近期我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个警察版的“阿甘正传”，故事特别过瘾，随便跟哪个朋友讲，他们都觉得有意思。
就我的观察看，公安文学也好，刑侦剧也罢，能留下的作品都是值得学习的。比如海岩老师，他所在的年代恰是公安文学的繁盛期，当时每个省的公安系统都有文学杂志，但偏偏他能把警察戏那种硬核的风格和情感接壤。加上当时老百姓不太愿意看到太残酷、痛苦的事情，他的作品契合了时代，成了丰碑。
再往后看，《重案六组》诞生于新世纪初，经济好了，人民安居乐业，就想看一些高密度、强情节的故事，于是上来就是几十个案件，凶杀、抢劫都有。当时警方也想借助这种手段普法，让老百姓知道有一帮守护社会平安的警察，他们会铁拳惩治犯罪。拍案件，恰恰是给老百姓安全感，教育大家不能干坏事。
再往后，血腥暴力案件的题材扎堆了，公安题材影视剧就经历了漫长的冰封期，不能在黄金档播出，一度造成了真空。很多编剧都觉得这个题材写了没人看，就都去干别的了。而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写作的，我完全是兴趣使然，没有功利心，一年一本地写。等到了2014年，市面上的涉案剧又转型了，由我小说改编的《爱的追踪》、当时热播的《刑警队长》《任长霞》等，这些戏实际上是希望大家看到中国的法治在进步，警察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我觉得无论是公安文学还是涉案剧，都是与时俱进的，紧跟时代的脉搏，你的作品才能留下。
这几年，我会利用业余时间去中戏、中传上课，今年还准备去电影学院学习——我要掌握讲故事的方法，而不是被所谓的市场迷惑。涉案剧怎么写？不能说出了一个题材火了，就一窝蜂跟上。老百姓不能天天吃麻辣烫，家常便饭更重要。
同时我也在观察现在的涉案剧、刑侦剧，很多上来就是杀人、碎尸、连环案件，但你看看这两年我们的治安环境，根本不可能，这就是生搬硬套九十年代的案件。或者有的戏开局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为什么最后填不上？挖太深了！
这还是一种创作观的区别，我的态度就是不要猎奇，不要俯视生活。之所以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要你真正走到他们身边，了解他们，成为他们。要想写好警察，你得先爱他们，才能写出让观众爱的人物。就像我们在《三叉戟》里让“老三位”的金杯车飙起来，也是想告诉观众——只要你做到最好，哪怕开的是一破金杯，也能比其他人快。
对我来说，人生和创作也是如此。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到20岁的时候，敢于把他爸爸的书送给同学和朋友，说这是我们家老头儿的小说，文笔不怎么样却还拍成电视剧了。所以在写作中，不能为了某些目的肆意妄为，要有底线和良心。我想到了60岁，我也会像“三叉戟”一样停下来，庄严地敬礼：这一生我无怨无悔，有案子，有作品，接下来我就享受生活啦！
